在苏蒙划界的历史背景下，有一块面积达到17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外蒙古让给了苏联，这个面积相当于整个广东省，甚至比韩国的面积还要大。在常理看来，一个新兴政权理应竭尽全力保卫属于自己的领土，但外蒙古在这次划界中却表现得异常顺从。实际上，在这一划分过程中，外蒙古的决策完全受制于苏联，代表们手中的笔几乎是被莫斯科所控制。这里的划界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外交交涉，而是一场在军事威胁与秘密协议下，由一个附庸政权被迫进行的领土移交。

要理解当时外蒙古为何不作任何反抗，必须深入当时乌兰巴托的政治格局。20世纪40年代的外蒙古，虽表面维持政权，但其经济、军事及高层任命已完全依靠苏联。划界前，外蒙古内部经历了一场严酷的政治清洗，苏联派遣的安全官员直接介入，任何对苏联干预表示反对的高级官员，如前总理根登和阿玛尔，遭到了无情的处决。在这样的高压环境下，外蒙古权力中心充斥着绝对忠于莫斯科的执行者，如领导人乔巴山等。在处理唐努乌梁海归属时，与其说是讨价还价，不如说外蒙古只能充当签字的工具。

在谈判桌上，外蒙古的领导人面对苏联不容置疑的要求，连一丝反对的声音都不敢轻易发出。因为所有人心知肚明，若是拒签，就会被替换为愿意签字的新代表。外蒙古被迫将这片资源丰富的土地让渡给苏联，而莫斯科为何如此迫切？背后的原因在于唐努乌梁海的地理和资源价值。该地区并非临时想法，早在1914年沙俄时期，此地就被设为保护国。

唐努乌梁海地形封闭，被萨彦岭和唐努乌拉山脉环绕，拥有大片黑土地和原始森林，而苏联真正看重的则是其丰富的矿藏，包括煤炭、铁矿及有色金属，甚至在冷战期间开发铀矿。此地的资源适合直接供应给苏联工业，远离绵长的运输距离，甚至可支援西伯利亚的重工业和军工。

地缘战略同样是重要因素。唐努乌梁海在东北亚地图上就像一块深入亚洲的楔子，纳入苏联后，构成了对其南部边缘的有效防线。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是连接东西方的重要纽带，而唐努乌梁海的纳入能有效提升防御，确保铁路的安全。

然而，仅仅依靠外蒙古的同意是不够的，因为唐努乌梁海在法律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历史关系。1945年，在雅尔塔会议上，三国领导人最终决定外蒙古的命运。法案中清晰规定，若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表明独立愿望，中国将承认其独立，并明确其“现有边界”。而“现有边界”这一措辞，将唐努乌梁海的归属合法化。此前苏联已秘密接受了所谓“图瓦人民共和国”并迅速行动，沿着新划定的边界修建了高强度的铁丝网和军事防线，从而一夜之间改变了这一地区原有的牧民活动模式。